一个学者的思考：以热门事件为例，解析现代社会的悄然变迁

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当下，科技进展一日千里，消费性产品也快速更新。半年之前出厂的手机计算机，已经过时；十年前的产品，更几乎是绝迹的古董。

同样变化急遽的，是社会的典章制度；即使速度稍缓，一两代之间已经迥然不同。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，先变为双职的核心家庭；不旋踵，核心家庭又变成单身贵族、丁克族、小狗代替“小犬”等等。时代的巨轮，正缓缓但毫不驻足暂歇地往前滚动。社会的典章制度、人的思想观念（包括安身立命的世界观），都在演化变迁。

第二部里有篇文章，名为“什么是好的理论”。简单地响应，在社会科学里，“好的理论”就是能有效地解释社会现象——以理解之。在第三部里，涉及人类社会的古今，“好的理论”就有了一层额外的意义：好的理论，是能以一贯之的解释社会演化的轨迹，由古到今。“半大人”和“二十仔”

社会富裕之后，各种资源充沛，所以有条件让下一代的人延缓成熟的脚步吗？

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者而言，科技日新月异，可是元素分子的基本结构，千百万年来一直不变。相形之下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（人）却今非昔比；而且，人变化的步调，似乎没有减缓的迹象。

丁克族（DINK）和“成人子女”（adultchildren）的现象，已经广为人知。丁克族指夫妻都工作，但是选择自己过日子，不要有子女。成人子女是指儿女长大成人之后，还住在父母家里；即使结婚，分居两地，经济上仍依赖父母，情感上也不例外。无论丁克族或成人子女，虽然随处可见，都还不是社会的主流。而且，这两种现象，只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，不涉及生物结构的变化——还是同样的原子分子。然而，“半大人”和“二十仔”的现象，是新生事物，而且涉及人的根本结构。

话说从前，1970年之前，心理学界一直认为：人成长的过程，分成几个明显的阶段；青春期之后，就是长大成人。而且，随着年龄的成长，由学校毕业，进入职场，再成家养儿育女，是环环相扣的过程。

然而，1970年开始，心理学家发现“半大人”的个案日渐增加。青春期过后，有些人心智上并没有长大成人；似乎，在青春期和成人这两个阶段之间，多了一个犹豫徘徊的时期。对于这群不大不小的人，心理学家用新的词汇来描述：“半大人”（emergingadult），或者称为“二十仔”（20-something）。

行为上，“半大人”在学校时，没有明显的目标；踏出学校后，也不急于找事；常换工作，也常换伴侣。他们把很多的时间和心思，花在自己身上。心理上，“二十仔”通常不愿意作承诺或认定某种价值，他们觉得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，值得稍作探索，不急于走进就业、结婚定下来的老套路。有些具体的数字，可以反映“半大人”还有“二十仔”和上一代人的差别：在20到30岁之间，他们平均换过7个工作。1970年的平均结婚年龄，男23岁、女21岁；2009年，男28岁、女26岁。三分之二的人，有过同居的伴侣。

“半大人”以及“二十仔”的出现，不只是学理上的发现，而且有具体的政策含意。譬如，这群半大不小的年轻人，一旦有适应上的问题，既不适合青春期少年的待遇，也不适合成年人待的机构。他们需要的，可能是一种真正的“中途之家”——在里面待上一段时间，等生理、心理都准备好之后，再重新走入社会。

进一步分析“半大人”和“二十仔”，发现他们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化似乎和他们脑部的发育相呼应。科学界过去一直认为，人类脑部的发育，青春期后不久就减缓而后停止。可是，近20年的研究却发现，脑部的发育到25岁左右才减慢。而且，最后发展的区域集中在脑前叶皮层（prefrontalcortex）和小脑（cerebellum），负责情绪控制和抽象的认知。似乎，人类的演化轨迹，使心理、行为变化和生理结构的发展，终于能并驾齐驱。对于这种鬼斧神工般的转折，如果达尔文在世，不知道会不会兴奋或讶异！

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，“半大人”和“二十仔”的现象有诸多启示。首先，人的意义，显然是不断被重新界定和充填。其次，一个成年人所享受的权利和该承担的义务，当然也要随之变化。最引人深思的，是造成“半大人”和“二十仔”出现的原因：社会富裕之后，各种资源充沛，所以有条件让下一代的人延缓成熟的脚步吗？

还好，和丁克族及成人子女一样，“半大人”和“二十仔”目前还只是少数，而不是主流；而且，目前延缓的时光，也只有5年左右而已。可是，如果他们变成社会的主流，人人如此，或者延缓成熟的时间拉长，社会将变成什么模样呢？

重新界定“成年人”的涵义

长不大的孩子，过去一向是形容词，今后可能成为名词。

英文里有个单词，直译为“追救护车的人”（ambulancechaser），是指各式意外事件发生后，救护车赶到不久，就有一些人（特别是律师）闻腥而至，希望能招揽生意、从中获利。当然，见猎心喜的“追车族”，也可能包括名嘴和专栏作家。

这篇文章就是要讨论一个意外事件，也许会令人有我也作了一次“追车族”的联想，所以这篇文章真正的用意值得澄清：我希望从损失三条人命的不幸事件里，萃取出一些社会教育的意义。这件命案本身受到媒体广泛的报道，事实已经广为人知：到日本留学的两名女孩，在宿舍里被人用利刃刺死。警方调查后，发出通缉。在某个演唱会现场发现嫌犯，警方确认身份而后带回侦讯；然而，在下车时，嫌犯却抽出预藏的利刃，割颈自刎而死。

由旁观的角度看，就事论事，三个年轻人失去生命，除了刑事部分之外，至少涉及两个民事官司：一个相对简单；一个要麻烦一些，但是有较深的教育、法学意义。

比较简单的民事官司，是嫌犯的家属可以告日本警方“过失致死”。试想，嫌犯背负两条人命，而且行凶手法凶狠，发布全国通缉，除了反映涉及事情重大，也透露凶嫌有潜在危险。一旦由警方掌控，当然要严格搜身、去除随身物品。然而，警方面对嫌犯，标准作业程序竟然没有落实。嫌犯在警方处置的过程中自杀身亡，警方当然脱不了疏忽的过失责任。因此，嫌犯的家属，有充分的理由提起诉讼，要求日本警方民事赔偿。

比较困难的官司，是两位女孩的家属，当然是间接受害，可以向嫌犯要求民事赔偿。可是，两点因素引发困扰：嫌犯已经自裁，而且嫌犯已经30岁，早已是成年人。关键所在是第二点：虽然嫌犯已经是成年人，可是对于嫌犯的父母，受害人家属可不可以要求赔偿？对于未成年人的行为，家长要负连带责任；嫌犯早已成年，父母难道还要负责吗？

就法律的条文而言，责任很清楚，成年人自己负责。然而，略过条文本身，值得追究当初的立法旨意，探究时空条件的变化，当初的旨意是不是有了新的解读？中外文明社会里，往往以特定的条件来界定“成年人”。消极的意义是，非成年人无须承担某些负荷，譬如纳税、服兵役等等；积极的意义，是成年之后可以享受成家立业、选举、服公职等等权利。未成年之前，受到呵护，由其他人承担责任的重量；成年之后，盈亏自负。

然而，随着社会的进展，这些简单自明的理念，却逐渐变得模糊。在成熟稳定的社会里，核心家庭是主流；少子化的趋势下，孩子们成人之后，许多父母也不愿意就此放手。因此，主动被动的，雕塑出和成年子女不可（不愿意）割舍的关系；即使不住在一起，物质和精神上，都持续呵护挹注已成年的子女。相对的，子女们也乐得轻松，当永远长不大的公主王子。

在表面的条件上，子女们已经（超过）20岁，可是没有自己的职业，食衣住行都仰赖父母。父母和子女之间，形成一种你情我愿、愿打愿挨、彼此依赖吸噬、寄生虫般的关系。这种情形下，子女最多只是一部分成年，心智能力上其实还处在未成年的状态。既然没出事时，父母享受被依赖、被需要的感觉；出了事，对于这些成年子女的作为，似乎也该负连带责任。因此，这个潜在的官司，法学上也许有着里程碑的地位——对于“成年人”的认定，除了年龄这个形式要件，也要考虑其他实质上的状态。

这起不幸事件在法学上的意义，一言以蔽之：长不大的孩子，过去一向是形容词，今后可能成为名词。

可以聚众换偶吗

开放稳定的多元社会，足以负荷各种小众文化。

面对某大学教授“聚众换偶”而惹上官司的法官，想必懊恼头疼，为什么时运如此不济，碰上如此棘手的麻烦。然而，这也是难得的机缘，可以立下重要的里程碑。

官司的背景，其实并不复杂：南京某大学一位副教授，单身男性，透过网络号召同好，以夫妻为单位，到他的公寓里交换配偶、做爱做的事。事发之后，他以“聚众淫乱”的罪名被提起公诉。

诸多问题值得斟酌：被告有罪吗？如果发生在台湾或香港，判决结果会不会有所出入？如果目前有罪，将来会不会除罪化呢？无论答案如何，比较重要的其实是思考分析、推论判定的过程。由（法律）经济学的角度着眼，会说出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
对于法律问题，经济学者常援用的概念是“外部性”（externality）——一个人的行为，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。负面的、大的外部性，就值得受到法律（特别是刑法）的惩戒。例如，过去婚外情以刑法规范，现在则由民法来处理，原因很简单：过去农业社会，人口流动低，人际网络紧密，对当事人双方的家庭亲友，婚外情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；负的外部性很严重，所以用刑法处理。现代都会区里，人口流动性大，邻居之间少有往来，婚外情带来的冲击变小；杀鸡无须用牛刀，因此以民法处理就可以。

除了外部性，另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是“参考坐标”（benchmark）：眼前事项的意义、是非对错，最好以一些类似的案例为对照；就近取譬，有助于认知和拿捏。

运用外部性和参考坐标这两个概念，可以娓娓道来聚众换偶的曲直。首先，时下有些年轻人，多半是未婚男女，会聚众开派对，饮酒作乐之后，往往配上摇头丸或大麻，然后性爱狂欢。对于这种派对，警方临检时会取缔摇头丸和大麻，但是对于性的部分并不处理。

其次，在“贝克和波斯纳的博客”（Becker-PosnerBlog）里，这两位美国著名学者曾经发文表示：随着社会的进展和人际关系的蜕变，性（sex）已经褪去千百年来复杂多重的意义；现在，至少在某些地区，至少对某些人，性只是一种娱乐性活动（recreationalactivity）。再其次，越来越多的银发族，一起吃喝玩乐，共度快乐时光。这些“老伴”们之间，可能没有肉体上的接触，但是在生活起居、心灵情感方面的交流互动，可能都超过彼此原先的伴侣。

最后，南京参与换偶同乐的夫妻们，都是自愿的，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而是在某个人的城堡（家）里隐秘从事。因此，如果婚前可以开派对，为何婚后不行？如果性只是一种娱乐性行为，夫妻们一起打打麻将有何不可？

当然，即使法律允许夫妻间换偶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，也只有极少数的夫妻（最多百分之三至五？），会选择以这种方式过日子。情趣用品、成人光盘，早就唾手可得，可是买情趣用品和看A片的人，也还是社会中的少数。开放稳定的多元社会，足以负荷各种小众文化；地球照常运转，太阳明天还是从东方升起。

不过，即使聚众换偶不受法律惩戒，并不表示当事人可以高枕无忧。针对这位副教授，南京某大学值得考虑，以有损校誉加以处分或解聘。同一栋公寓的其他住户，也可以对他和参加换偶的人提出民事诉讼——因为他们的行为，使整栋公寓蒙羞；房屋贬值（负的外部性），当然可以提出侵权之诉。

对于审案的法官而言，这件官司可能是生命里一个重要的判决；对于人类社会而言，这件官司将只是社会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标点符号而已。

“驼兽纪”

存在不一定合理，存在一定有原因。与其臧否好坏，不如试着了解来龙去脉。

几年前在课堂上，初次听同学提到“驼兽”和“杂鱼”这两个名词。驼兽是重点，但是杂鱼的故事比较简单直接，可以当背景。

法律系有一位学生，眉清目秀，个性开朗。他有个比他小两岁的妹妹，平时不太理他；可是，有繁杂事要帮忙时，就透过计算机MSN要他过去处理。一旦事过境迁，她又把MSN关掉，和他不通讯息。有一天他帮她修计算机，赫然发现，妹妹把自己这个哥哥命名为“杂鱼”——渔网拉上船后，除了大鱼，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闲杂鱼等。

顾名思义，“驼兽”就是驼负重物的兽类。负重，表示体力的付出；兽类，表示与人不同。两者结合，意义很清楚：“驼兽”发挥了某种功能，但是地位并不特别高。

具体而言，有些年轻漂亮的女生，爱慕者众，粉丝不计其数。可是，众星拱月，只有一位得到青睐，其他的男生不死心，甘心当备胎，以及备胎的备胎。因此，当公主需要人手帮忙时，打个招呼服务就来。譬如，当公主盛装赴约，需要有人接送，不是男主角的男生们，就乐得为自己的公主服务。开车的司机清楚知道，自己不是男主角，只是供公主差遣的工具，还是心甘情愿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唯一的回报，是公主下车时，回眸一笑、贝齿轻露的说声：“谢谢你！”

这就是“驼兽”，有苦劳没有功劳，男主角不是我，可是甘之如饴。因为，既然女主角是众人心目中的公主，能被公主垂青差遣已是荣幸万分；毕竟，众“驼兽”之间还有排名一、二、三、四号不等，而且未必像排班的出租车，早晚轮得到自己。

对于这种现象，也许有些人会摇头叹息：今非昔比，人心不古。然而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（不用“进展”两字，避免价值判断），人际关系自然而然发生变化。存在不一定合理，存在一定有原因。与其臧否好坏，不如试着了解来龙去脉。

几种人际关系的发展，引人注意。大陆东莞地区有许多工厂，女工很多而男工很少，因为女工的工资较低、管理较容易等等。然而，成年男女有生理需求，在粥少僧多之下，就形成“一夫多妻”的现象。好几位女生，同时和一位男生维持伴侣关系；而且，女生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存在，却相安无事。

比较不耀眼，但是逐渐增多，而且不限于东莞、大陆或台湾香港的，是“功能性伴侣”（functionalpartners）的现象：成年男女，达到法定婚姻年龄，有很多不同的朋友。读书，有一群读书的朋友；旅游休闲，有另一群朋友；工作事业，又是另外一群。不同的组合里，可能有一两位知己，亲密的程度可能不亚于夫妻。然而，生活里同时维持很多伴侣，充分的享受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，却不结婚。

无论是“驼兽”、一夫多妻或功能性伴侣，都反映了人际关系、特别是男女伴侣关系的变化。由不带情绪的旁观者角度来看，这些变化至少有两种含意。首先，人的自由度比以前增大许多，以前是一夫一妻，衣食住行和婚丧喜庆都是成对出入，别无选择；现在，不同的活动可以和不同的伙伴进出。其次，和过去相比，在情怀上有机会尝试和体验更精致细微的起伏——能当好“驼兽”，EQ显然提升了好几个刻度。

想一想，侏罗纪的情节，只有生物学家有兴趣；相形之下，“驼兽纪”的曲折，对所有的社会科学家而言，都是兴味盎然。

裁其跅弛读作tuòchí，指放荡不循规矩。，百年树人

处理“非学生”身份的行为，或许要更周全地考虑“学生”的身份！

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表示种树容易，育人难；因此，教育不是容易的事，要发挥教育的效果更不容易。

2010年12月24日，台大历史研究所博士生萧明礼在开车时，紧急刹车阻挡救护车，还比出中指挑衅，造成救护车有所延误，车上病患余姓妇人不治死亡。此外，因为救护车几度紧急刹车，随车医护人员跌撞成伤。

2011年1月10日，台大公布惩处：依据“国立台湾大学学生个人奖惩办法”第十条（勒令退学）和第十二条（考虑情节），萧明礼被记两大过两小过，留校察看。而且，附带决议，萧应接受心理辅导，并且不得在校内开车。对于这个惩戒结果，仅提出一些看法，希望由这件事中，能多萃取出一些意义，多发挥社会教育的功能。

如果萧明礼不是学生，问题相对单纯。阻挡救护车，根据台湾的“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”第四十五条（不避让消防车、救护车）和第四十三条（危险驾驶），罚锾分别是新台币1800元和新台币24万元以下。造成延误送医致死，要由医生判断。萧明礼宣称有精神功能障碍症，也可以由医生诊断。

问题不单纯，就在于萧明礼是（台大）学生。关于学生，有两点值得斟酌。首先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“学生”这个身份的重要性逐渐降低。对中小学生而言，学生是主要的身份；对于大学生、硕博士生而言，其他身份的比重增加。其次，对学校来说，学生其他身份的行为，可能带来荣誉（得小说大奖、星光、超偶冠军等等），也可能带来非难（虐猫虐狗、弒父辱母等等）。这些凭空出现、天外飞来的毁誉，带给学校暴利（windfallgains）和暴损（windfalllosses）。无论好坏毁誉如何，学校都是概括承受。学校对于学生的奖惩，主要还是以“学生身份”的行为为主。

“国立台湾大学学生个人奖惩办法”第十条的勒令退学原因，包括殴打师长、考试作弊情节严重、违反学术伦理等等。都是针对“学生身份”的行为。第六款“其他触犯刑事法律之行为，经法院有罪判决确定或学校查证属实”，也是指以学生身份从事的行为。萧明礼紧急刹车和举中指，是一般成年人、驾驶人的举止，和他的学生身份无关。

退一步来看，如果扩充解释，学生校外、非学生身份的行为，也受校规约束；那么，就法论法，他违反的是“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”，不是刑事法律。造成救护车随车人员受伤，是民事纠纷；是否导致余姓妇人不治死亡，需要更精细的医学认定。而且，根据“国立台湾大学学生个人奖惩办法”，惩处时“得建议行为人接受心理辅导或精神治疗”。然而，“禁止在校内开车”的这项附带决议，更是加倍的于法无据；除了有点黑色幽默之外，仅有的效果，是羞辱当事人而已。

萧明礼的学生身份，还值得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考虑。台湾“清华大学”刘炯朗校长的做法，可以作一个对照。他刚接任校长一个月，就发生校园命案：研究生洪晓慧杀害情敌许嘉真，社会哗然。案发后不久，刘校长到新竹看守所探视洪晓慧；他说：“你是‘清大’的学生。无论如何，你都是‘清大’的学生。”这句话，当然很不讨好，当时备受争议。而后，每次过年前，他都会北上去看许嘉真的父母。卸任的前一天，刘校长专程飞到高雄，去女子监狱看正在服刑的洪晓慧。

对社会而言，萧明礼目标明确（aneasytarget），是过街老鼠；就台大而言，处理他“非学生”身份的行为，或许要更周全地考虑他“学生”的身份！

一个拉拉队员之死

当同侪群体放弃警戒和防线时，自己要守住自己的底线。

由五楼教室的窗户往下看，事故的现场分外凄凉。

天上飘着斜斜的细雨，空荡无人的篮球场一角，临时摆置的圆桌附近，有好几束素雅的白菊和水仙。几天前，就在这个地点，拉拉队演练时，一个年轻的生命，天真无邪的被抛上天空，却重重落下，后脑直接撞击水泥地，在急诊室里两天不到，花样年华少女的生命，画下急遽的句点。

不幸事件发生后，是棘手的善后问题，如何赔偿善后，当然涉及整起事件的责任。由旁观者的角度，界定责任其实并不困难。首当其冲是指导教练，演练危险的抛接动作时，竟然没有铺设防护软垫——在篮球场旁10公尺外，就是空旷的操场，全部用硅胶铺成，即使没有铺软垫，结果也会是天壤（生死）之别。虽然指导教练不是学校的体育老师，是由资工系的学生自己短期聘任，虽然表演也不一定要有抛接动作，然而，如果不是校庆设有拉拉队表演赛，如果不是学校规定，各系都要参加竞赛，这位教练不会出现在校园里。因此，根据“若非”原则（thebut-forcriterion），在因果关系上，学校有某种程度的连带责任，几乎毫无疑义。不过，除了教练和学校，还有一个潜在的关系人——医疗院所。

意外发生后，女学生先后被送到两家医院；到达医院时昏迷，后来曾经苏醒、恢复意识、正常应答。然而，后脑由高空直接落地、撞击硬邦邦的水泥地，脑部很可能受损，而且症状可能会延后出现。如果当时没有做相关检查，如脑部断层扫描，等于是错过了最后的救命机会。在法律上，错失了最后明显的机会（thelastclearchancedoctrine），也要承担起过失的责任。如果确实如此，那么教练、学校和医疗院所都有责任。至于在教练、学校和医疗院所之间，责任如何划分，可能要由诉讼来决定。一旦诉诸官司，魔鬼藏在细节里，是非轻重变得微妙难明。

然而，善后除了民事赔偿，还有刑事责任的问题。学校和医疗院所是法人，不涉及刑责；和刑责有关的，就是教练（一定）和主治医师（可能）。两人所涉及的，都是业务过失致死。因为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，可以避免的意外发生了；因为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，可以避免恶化的情境随后出现了。如果希望发挥警示效果，就值得加重惩处——尊重标准作业程序，就是保护别人和自己。

除了法律上的曲折，由这起不幸事件还能得到什么启示呢？特别是对于年轻人，更是和他们的生活经验相关。

对于年轻人而言，参加拉拉队、演练抛接的经验，可能只是百分之一不到的少数。然而，拉拉队活动的情境，却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经历：几个朋友，无论师长在不在场，一起从事有潜在危险的事：飙车、喝酒、跳水、恶作剧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在这些情境里，因为人多，所以形成同侪压力。每个人的责任感降低，也往往会屈服于别人的期望。因此，平时不会做、不愿意做、不敢做的事，人多的情形下半推半就，结果发生意外或不幸。

如果处在类似的情境时，就要提醒自己：当同侪群体放弃警戒和防线时，自己要守住自己的底线。虽然不容易做到，却是避免小错变灾难、好事变坏事的守则。当教练要拉拉队在水泥地上练习，而没有铺设防护软垫，特别是要从平常的高度再往上增加时，只要队员之一提醒或反对，乃至于退出不练；只要在前后两个时点，有一个人守住自己的底线，就可以避免这次的意外。这时候，成为大伙儿眼里的“白目”或“害群之马”，其实是对自己好，对别人也好。

篮球场上的鲜花，几天之后将会被移走；年轻女孩早逝的意外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逐渐被淡忘；标准作业程序的教训，早晚会被社会大众所接纳。至于守住自己底线的体会呢，恐怕将是恒久考验里的一环吧！

艾滋器官的价值

现代文明社会里，尊重标准作业程序，就是保障别人和自己。

因为一连串的误失，台大医院使得艾滋病患的器官，移植到五位病患的身上。意外事件发生之后，当然有诸多问题要处理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，是对于接受器官的病患和家属，如何弥补和赔偿？

如果在法庭相见，官司胜负其实非常清楚：台大医院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，未确定器官没有受感染便动手术。因此，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或其家属的权利，受到严重侵害。家属所受的心理煎熬、病患日后的医疗问题等等，暂且不考虑。针对病患本身，被移植艾滋器官，该获得多少金额的赔偿？

关于侵权和契约的赔偿，有两个常用的参考坐标：恢复原状和履行契约。汽车坏了送修，不但没修好，还损坏其他零件；恢复原状，就是解除契约。如果修缮过后，跟原先承诺的有差距，两者差别所隐含的损失，就是该赔偿的金额。

乍看之下，在艾滋器官移植的案件里，这两个参考坐标都不适用。恢复原状，是把已经移植的器官移除，回到原先等待移植的状态；履行契约，是移植协议原先的默契：移植后，病患和其他类似换肾、换肝、换心等一样，经历正常的复健和风险。然而，带有艾滋病原的器官，即使移除或再移植健康的器官，病患（几乎确定）已经感染，生命的性质大不相同。两个参考坐标，都是可望而不可即。

然而，仔细思索，也未必如此。具体而言，站在目前这个时点上，不妨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：“如果”在手术之前，就知道移植的器官带有艾滋病原，那么病患的选择会是如何？是不接受移植，继续待在等候名单上，希望下一个捐赠者（不知何时）出现？或者，即使知道是艾滋器官，手术之后将感染艾滋，生活质量将下降，生命也可能在几年后结束；然而，有缺憾的生命尽管差强人意，但是至少能离开病床，回到生命原先的轨迹上。

这两个选项有点残酷，却可以让问题更直接真实。对于不同的人，在这两者之间，显然有不同的取舍。比较年轻、比较容易得到器官、潜在捐赠者较多、比较执著的病患，可能倾向于继续等候。相对的，年纪较大、身体状况已经走下坡、不容易得到捐赠器官的，可能倾向于后者——两害相权，取其轻。与其继续等候，不如移植艾滋器官，享受有缺陷、但来日无多的生命。

由此可见，在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里，以病患本身的条件和特质，大致上区分出两种类型。对于这两种类型，在赔偿金额的计算上，可以有不同的取舍。事实上，在极端的情形下，病患可能不要求任何赔偿——器官移植之后，能享受一段正常的生活；而在艾滋病原发威之前，因为其他器官衰竭，生命已经画下美好的句点。

然而，无论援用哪一个参考坐标，对于这些病患的金钱赔偿，最好有这一项——惩罚性赔偿（punitivedamages）：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伤害，针对的不是受害人，而是加害人。在一个个人年收入近2万美元的发达地区，在一个居于业界龙头地位、享有国际声誉的医疗机构里，竟然会出现如此的“低级错误”。对台大医院祭出惩罚性赔偿（譬如，每位病患一亿新台币，也就是江国庆江国庆，台湾台北县永和市人，于1995年入伍台湾空军。1996年其所在营区内发生5岁女童奸杀案，江国庆疑似被非法手段取供，进而遭“军事法院”判处死刑，并于1997年8月13日执行枪决，得年21岁。2011年真凶落网，江国庆案被证是冤案。被误杀后，台湾政府赔偿的金额），不只是处罚台大医院、台湾大学、纳税义务人，更重要的是警惕世人：现代文明社会里，尊重标准作业程序，就是保障别人和自己。

抽象来看，惩罚性赔偿有多严峻，艾滋器官的价值就可以有多高！

关键时刻的优雅“很贵”

生死一瞬，优雅变得太贵时，就消失不见了。

东西便宜就多买些，贵了就少买一些。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，经济学里名为“需求法则”。这个无甚高论的概念，不仅放诸四海而皆准，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依然成立。

“泰坦尼克号”（Titanic）下水时，号称世界最豪华的邮轮，沉没不了。1912年4月10日处女航，由英国南开普敦驶向纽约；14日深夜撞上冰山，2个小时40分钟之后沉入海底。船上2207名旅客和服务人员，有706人获救，其余全葬身大海。一个世纪以来，泰坦尼克号所引发的小说、戏曲、电影、诗歌，不可胜数。泰坦尼克沉没事件事发三年后，在爱尔兰外海，“路西塔尼亚号”（Lusitania）邮轮被德国潜艇的鱼雷直接命中，18分钟后沉入汪洋。船上1959名人员里，有646获救，1313人丧生，也是航运史上最惨重的船难之一。

两次海难都令人惊心动魄，虽然在知名度上两者相去很多；对于经济学者而言，又是可以比较分析的题材。两艘巨轮沉没的时间长短不同，可是逃生获救的比例却相去不远：泰坦尼克号，32%；路西塔尼亚号，326%。然而，仔细深究，获救人员的结构却迥然不同。在两艘客轮里，都分成头等舱、二等舱和经济舱。那么，不同舱别的旅客和妇孺之间，挤上逃生艇而存活的比例，有没有明显的差别呢？

泰坦尼克号上，头、二、三等舱的旅客，生存率分别是617%、404%、253%；男性和女性的生存率，分别是206%、72%；相形之下，路西塔尼亚号上，头、二、三等舱的旅客，生存率分别是193%、295%、325%；男性和女性的生存率，分别是343%、28%。

由这些数字里可以看出，最明显的差别有两点：第一，泰坦尼克号的旅客，舱别越高存活率越高；路西塔尼亚号的旅客，舱别和存活率没有特别明显的关联，甚至有点反向相关。第二，妇孺存活的比率，泰坦尼克号远高于路西塔尼亚号。最直接的解释，是两艘船下沉的时间不同。泰坦尼克号的旅客们，可以相对从容的让妇孺先上救生艇；路西塔尼亚号的旅客们，比较像戏院失火时的观众，大家夺门而出，不分年龄性别身份。一言以蔽之，时间充裕时，即使是面对生离死别，社会规范礼教还是有发挥的空间；相对的，生死一瞬，优雅变得太贵时，就消失不见了。因此，人们在大难临头时的行为，也可以由经济分析来解释。

以上这些生动有趣的内容，发表在2011年第1期的《经济学展望杂志》（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）。作者有三位，由著名的瑞士经济学者布鲁诺·弗瑞（BrunoFrey）领衔。然而，2011年第3期里，刊出了编辑致弗瑞的信，质疑他把几乎相同的文稿，投到四个不同领域的期刊。因为内容有趣，所以差不多同时刊载。这是严重违反学术伦理的作为，他要求作者解释。弗瑞的回信，也同时刊出；他坦承错误，一肩扛起责任。虽然没有提出解释，但是保证以后绝不会再有类似行为。

在国际经济学界，弗瑞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发表过许多叫好又叫座的论文；和兄弟瑞尼·弗瑞（ReneFrey）是著名学术刊物的共同主编，在欧洲经济学界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“一稿多投、同时刊载”的事发生之后，一世英名即使不是毁于一旦，也要大打折扣。

可是，为什么呢？他早已功成名就，不需要靠论文晋级争取经费或争排名；在学界里，他应该树立典范，引领风骚，而不是犯下这种少见的低级错误。他有充分的时间取舍，却在可以优雅的关键时刻，留下十分不堪的身影，为什么？他的作为，似乎令经济分析词穷。

泰坦尼克号和路西塔尼亚号，都有许多受害者；但是，同时是这两艘船的受害者，弗瑞倒是第一位。

仅靠道德无法建立可长可久之道

社会的正常运作，是立基于屠夫、酒商、书店、老师等等的自利心，而不是诉诸他们的道德情怀。

经济学者不讨人喜欢，理由罄竹难书：经济预测不准、乌鸦嘴、言语无味；很多经济学者的外号是“马汀”——因为澳洲有个催眠大师叫马汀！然而，说话不讨人喜欢，未必是坏事。良药往往苦口，忠言通常逆耳；经济学者的提醒，有时也值得驻足聆听。

多年前，我接到一封邀稿的信，来信的这位编辑，负责台湾政府部门的一份刊物，业内颇有好评。虽然这份刊物以自然科学为主，他希望能增添一些社会科学的内容。另外言明稿酬微薄，但他仍希望我能写篇五千字的稿子，介绍刚出炉的诺贝尔奖得主。

虽然他言辞恳切，虽然这位得主我也稍知一二，可是我心里有点不快，甚至有种被冒犯的感觉。对这位编辑而言，编刊物是他的工作；对我而言，5000字的文章，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内。为什么我要委屈自己？但不从命似乎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。

信件往返两三次之后，我还是婉拒了邀约，但是没有说明自己心里的感受。没想到，多年之后，另一次邀约，又激起了我类似的情怀。

台湾主要的连锁书店之一，推出一个很好的企划案：开学在即，他们将在门市辟出专柜，陈列物理、文学、社会科学等书籍，由大学老师推荐，希望新鲜人在踏进校门时，就能接触一些精彩好书。推荐者除了列出十数本书名，还要写几句话给新生，再简明介绍自己。承这家书店错爱，请我参与推荐；先是以电子信件邀约，然后是电话联系。我先推崇这是个很有创意的企划，然后问：对于参与推荐的老师们，书店有没有一点礼遇，例如送些图书礼券之类？

电话那一头的企划小姐似乎有点惊讶，回说没有，然后表示将请示公司之后再回复。我提醒她，现代专业社会，做事情有一定的模式，请老师们做一堆事，然后只是“谢谢”两个字，不是很奇怪吗？很快的，书店来信表示：谢谢我的意见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我参与。显然，我的机会教育，没有发挥作用。不过，前后两件事放在一起，我觉得刚好可以记下，作为经济学的教材。

对书店而言，它是一个营利单位，有了好的企划案，可以叫好又叫座，享受利润，是天经地义。对于参与推荐的老师而言，要花心思想书单，还要为同学想几句得体的话，心理上稍有成就感，因为做了件有意义的事；除此之外，也许稍稍提高知名度——通常不会，因为受邀者多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。

因此，旁观者来看，这是一种很不平衡的组合：一边是书店，营利单位，有实质收益；一边是老师，有心理上的满足，付出是基于社会责任或道德劝说。长远来看，这种安排不会是一种可长可久的组合。以小见大，双方都能享受实际利益的安排，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也才可能是社会运作的常轨。

1776年出版的《国富论》里，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是：“我们能享有晚餐，不是来自于屠夫、酒商、或做面包者仁慈利他的善心，而是诉诸于他们谋取自利的私心。”用白话文来说，就是：社会的正常运作，是立基于屠夫、酒商、书店、老师等等的自利心，而不是诉诸他们的道德情怀。

那么，关于道德情怀、慈悲心和慈善事业的空间，又是如何呢？当然，那是另一个问题了。

谁该承担歧视的重担

在个人层次上，差别待遇（歧视）是常态；在社会层次上，以法令排斥、消弭歧视，是社会进步的轨迹。

《龙的传人》里有这么一段歌词：“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”这首歌的曲调优美，歌词隽永，曾经风靡一时。然而，在真实世界里，当“黄皮肤”成为问题时，怎么办？

这起纠纷的情节，直截了当：台湾有许多美（双）语幼儿园、补习班，也雇用了很多“外国人”教英语。一般而言，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地区的人士，英语发音不同；更精细的划分，是英美澳国不同的区域，英语口音也有差别。然而，对于学童和家长而言，这些微小的差别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除了会讲英文，在外观上他们必须像个“老外”——金发、蓝眼、白皮肤；或者，至少是个白人。

一位黑眼黑发黄皮肤的华裔美籍人士，应征双语幼儿园教职，其他条件一应俱全，唯一的瑕疵是他皮肤的颜色不对。幼儿园诚实告诉他，学童和家长期望任教的老师是“外国人”，所以无法聘任。他自觉委屈，而且认为对方违反台湾的“就业服务法”，有歧视之嫌，因此一状告上相关单位。在二十一世纪的台湾，这个社会事件意义如何？法院面对这个纠纷，要怎么判才不至于有“恐龙法官”或“外星人法官”之讥呢？

对雇人单位而言，当然有相当的委屈。市场激烈竞争之下，生存是首要考虑。如果老师是黄皮肤（不是外国人），家长和学生接受度不高，自然不愿意上门。因此，即使观念上有歧视、理亏之嫌，现实考虑不是理念人权之争，而是存亡所系。而且，追根究底是不愿意掏荷包付钱的家长和学生，也就是社会大众，该承担歧视责任的是他们，而不是小小的双语幼儿园。更进一步，歧视的本质，其实就是差别待遇。扪心自问，对于生活里、工作上的人事物，哪一个人不是兵来将挡、水来土掩，依个人好恶，顺势而为。对于顺眼的俊男美女，多看两眼；对于故旧亲朋，软语和颜。差别待遇是常态，有谁对别人是彻头彻尾“一视同仁”呢？

因此，这就衬托出问题的关键，也就是矛盾所在：在个人层次上，差别待遇（歧视）是常态；在社会层次上，以法令排斥、消弭歧视，是社会进步的轨迹。在私领域和公领域里，采取不同游戏规则。一旦两者有冲突，社会所揭橥读作jiēzhū，指揭示。和追求的价值，当然值得肯定。可是，对个人而言，施与受双方，到底要承担多少的责任呢？

两点考虑，也许值得作为参考坐标：对于台湾的原住民和弱势群体，台湾政府机关有法定责任要晋用；但是，只限于超过一定规模（50人）的单位。承担社会责任，要考虑负荷能力。其次，航空公司招考空服员，可以对身高等作严格的要求；身高不足，不能帮乘客安置行李和有效应变，有碍飞行安全。因此，针对双语幼儿园的个案，在各种考虑之下，也许可以找到不完善、但可以三赢的处置：黄皮肤的外国人受了委屈，当然值得维护他的权益；至于补救赔偿部分，他大概不会希望真的上任，在不友善的环境里工作。幼儿园该补偿，但是数额最好是形式重于实质；否则，负荷过重，有一点像是被天外飞来的陨石打中。这么一来，法的精神也得到维护，判决产生宣示效果，社会也往前移动了一小步。

黑眼黑发黄皮肤的个案，还算单纯。如果哪位老师（无论老外与否）决定变性，手术后第二天走进教室，吓坏了小朋友。幼儿园因此而解聘这位老师，有没有违反台湾的“就业服务法”呢？有没有性别歧视之嫌？

市场经济启示录

市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，更彻底影响了人们的思考模式。

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次数不多，在有限的阅历里，有几件事印象特别深。

第一次到大陆，大约是1995年，到上海参加研讨会。晚上闲逛，迷了路，问小店里的年轻人。小伙子二十不到，跷着脚坐在藤椅里看杂志，头也不抬，粗声粗气地回了一句：“不知道！”

2009年在济南，向马路上摆摊的小贩问路。好几次，当我走近时，小贩抬头，脸露笑容，一脸亲切；可是，听到是问路，马上沉下脸来，相应不理。还是在济南，有天早上到麦当劳，早餐来了之后，向服务生要杯水吃药。服务生竟然响应，没有杯子装水！“这样吧，你喝完咖啡，杯子给我，我帮你倒点水。”

当然，回忆匣里装着的，不只是苦涩和不豫。2010年到湖北荆门，看完博物馆之后，我要到几十公里外的钟祥，去探访被列为世界文明遗产的“明显陵”。在巴士站等车时，有个出租车过来揽客；小伙子穿的T恤有点时髦，开的是新车。我问到钟祥一趟多少钱，他要150元人民币（客运大巴票价大约20元），我意愿不高，随口回了一个价：120元。没想到他毫不还价，立刻点头；上了车，他回头表示，如果到中途有钟祥的回头车，希望我能同意换车，他保证接手的一定有冷气。

车离开荆门不久，对面路旁停了部出租车，两人手势一比，他把车停下，对面的车子掉头过来。换了车之后，他在车旁笑着对我挥手：“大哥，慢走。”我很好奇问接手的司机，他们之间的价码如何？

接手的司机有点老实憨厚，服装和车子都比不上原先的小伙子，他说接手之后开回钟祥，可以得50元。而从荆门车站到碰面换手的地点，车程大概12元。也就是，原先的司机，接了一笔120元的生意，自己做了一小部分，再以50元转给别人完成；120扣掉50元，是70元；70元扣掉12元，是58元。十分钟不到，他做成了两笔生意，三方面都高兴，而他自己是最大的赢家。他灵活巧思的结果，就是皆大欢喜，利人更利己。难怪他衣着光鲜，开新车——十余年前上海偶遇的那位年轻人，不知道目前的光景如何？

这些点点滴滴，都是大陆改革开放后的沿路景观。短短的一二十年之内，有如此巨大的转折，确实令人眼界大开。对经济学者而言，当然可以萃取许多知识上饶有兴味的体会：在吃大锅饭的时代（人民公社）里，一般人没有工作意愿；改革开放之后，人的利润动机有强有弱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结果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漫漫长路，刚开始是明显的向“钱”看——只问路不买东西，不会给好脸色。而且，专业伦理的雕塑，需要时间；举世各地的麦当劳，标准作业程序绝不会是要客人先喝完咖啡、再倒水。

随着经济活动和市场规模日益扩大，不只是赚钱的机会增加；更重要的，是人们的思维观念，会滴水穿石般的蜕变。传统的农业社会里，一般人是依循风俗习惯。市场经济里，不知不觉的，人们会慢慢的以成本效益取舍行为。市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，更彻底影响了人们的思考模式。

当人们遵循成本效益思考时，“理性”的程度逐渐增加。而理性程度的提升，除了增添人们自求多福的能力，更扩充了国家社会追求福祉的空间。欧盟的出现，是最好的例子；德英法等国，历史上是不共戴天的世仇，但是经过斟酌，他们捐弃小是小非的计较，形成经济共同体，攫取和实现更为可观、更为巨大的利益。

这一切的一切，可以说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启示。

“坐在金矿上”而不自知

在“中华民族崛起”的趋势里，台湾不仅有一席之地，而且是炙手可热的一席。

随着地球村的日益成形，天涯若比邻。无论是企业或国家，都希望避免在现有的市场里竞争厮杀，血流成河，浮沉在江海里。如果能找到特别的契机（niche），就可以徜徉在蓝海里，享受无际汪洋。

那么，对于台湾而言，在二十一世纪初，有没有这种契机呢？考虑台湾本身的条件：天然资源匮乏，人力资源充沛，社会开放，法治相对健全；再琢磨因缘际会的历史背景，确实有天赐良缘般的机会，即使是稍纵即逝——以台北“故宫”里的收藏为基础，开发现代生活里的各种商品。

两个例子，足以反映潜在的庞大商机。首先，唐宋元明清以来，各朝各代的服饰，各有特色，如果由设计师撷取精神，开发出一系列的服装、鞋靴、配件等等，男女老少，春夏秋冬，不知有多少商品能各领风骚而成为“潮品”。而且，唐宋元明清每年“改朝换代”一次，就可以有五年一循环；更不用说其间的组合变化，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发挥空间。

其次，随着所得水平提高，现代社会逐渐讲究生活质量。在室内装潢方面，目前有欧美、日式等风格的设计，各擅胜场。然而，为什么不以唐宋元明清等为准，推出各朝代风格的室内设计呢？而且，画梁雕栋要原汁原味，成本不赀，利用“故宫”里的各式收藏图画等，以现代数字科技合成输出，可以重建各种风格的房间厅堂。单单是室内设计这一区块，就不知还可以发展出多少相关企业，创造出多少就业和产值。服装和室内设计，只是两个例子而已；其他生活器具、衣食住行，都可以依样画葫芦。把台北“故宫”的收藏商品化、现代化，可以发展出一整个产业，每年的产值以十百亿新台币计。

在较高的层次上看，这是开发文化的创意产业，而且是一种文艺复兴（renaissance）。可是，为什么台湾得天独厚，享有比较优势呢？

在华人社会里，新加坡的规模太小，华人文化的比重有限。香港的影艺文化人才，令人赞叹敬重。然而，香港没有“故宫”，地底下挖出来的瓦罐瓷片，不足以形成气候。台湾唯一的“竞争对手”，就是中国大陆。在两方面，大陆确实要胜过台湾：一方面，考古年年有新发现，北京故宫的收藏品日益丰厚，假以时日，将与台北“故宫”并驾齐驱，甚至超过。另一方面，大陆经济快速发展，在人才和经济实力上，规模越来越可观，台湾被大陆超越，不是观念问题，而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相形之下，台湾的优势是比大陆先行了一步。大陆现在的年人均收入是5000美元，还在挣钱求富的阶段；而台湾经济发展的程度，刚好进入讲究生活质量的阶段。无论在人才、技术、创意等各方面，都有足够的条件，如果能掌握先发的优势，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，可望有相当长时间的荣景。

“故宫”的收藏，等于是台湾坐享的金矿。如果能开采得宜，不仅是台湾民众之福，也将是华人文化之福。在“中华民族崛起”的趋势里，台湾不仅有一席之地，而且是炙手可热的一席。当然，开采金矿，要有许可，“故宫”阶段性、有计划的开放授权，产官学的合作等，都很重要。

对于“故宫”这个金矿视若无睹，以台湾的经济条件，不至于是坐拥金矿的穷人，最多是坐拥金矿的“呆胞”。当然，这座金矿不会永远存在，开采与否，只在一念之间！

尔爱其羊，就能求羊得羊？

想当然耳、口号式的思维模式，听起来理直气壮、振奋人心，却通常于事无补。

应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邀，作客一周；除了演讲，就是和老朋友们叙旧开讲。几年前，曾两度到城市大学任教。第一次还带了儿子，他当时读小学六年级，两三个月后碰上令人闻之色变的SARS。一转眼，他已经进大学。人在香港，睹物思情，当然免不了对台湾和香港作一番联想和比较。说来奇怪，好些思绪都和城市大学有关。

2003年时，龙应台也在城市大学任教。过去看《野火集》，一旦作者在眼前出现，是另外一种感受。她后来的《目送》和《大江大海1949》等文稿，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。然而，这位笔锋犀利的作家，却不时有惊人之语。她到香港不久，就在公开访谈时表示：“香港没有文化。”在早些的文章里，她也曾直言：“台北，是世界上最丑的城市！”

我对香港了解有限，不敢轻易置喙；我去过的地方不多，台北是不是“最”丑的城市，也不好臧否。不过，对我而言，有兴味的问题倒是：如果台北确实很丑，在哪些条件下才会慢慢变得比较不丑，甚至是有点漂亮呢？

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，对于社会现象会先追求究竟；存在不一定合理，存在一定有原因。市容的美丑好坏，是诸多因素交互运作之后的结果。如果认为市容不佳，（至少）有两种变化的可能：公权力（市政府）强力干预，动用人力、物力来重新雕塑市容。另一种可能，是由下而上，由基层做起。在老旧房子改建或重新装饰时，能注意到外观，能为大局（市容）着想。

无论是哪一种途径，要使台北市变得美观一些，都是漫长的过程，是点点滴滴的变化，长期积累之后，才可能形成比较好的价值。斩钉截铁、黑白分明式的论断，也许满足荷尔蒙的分泌，却未必有济于事。

同样的逻辑，是关于香港和台湾的“廉政公署”。香港廉政公署的由来，广为人知；台湾要成立“廉政公署”，是因为有四位“高等法院”的法官、检察官涉案被收押。马英九直接指示，要台湾的“法务部”成立“廉政公署”。然而，这种转折，有两个问题：一是程序，一是实质。

在许多先进社会里，一旦面临重大事故，会成立专责小组，由权威公正人士组成。经过慎重的调查分析之后，提出建议，再立法、推动。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，就是不折不扣的范例。马英九凭个人直觉，直接判断指示，这种公共政策的决策程序，不是成熟的社会的常轨。

其次，众所周知，“廉政公署”要发挥作用，一定要能独立，而且能得到最高领导的全力支持。香港廉政公署能成功，和当时的港督大有关系——他由英国女王任命，只对女王负责，无须考虑选民、利益集团、错综复杂的党内生态。相形之下，马英九要竞选连任，要透过党务系统直接、间接的利益输送，政策“买票”。对于党内选举的是非恩怨，马英九都要请检察官介入，自己不敢或不愿负起责任、承担成本；因此，当廉政公署处理的人事层级够高时，他能有够硬的肩膀和腰杆吗？以他过去的作为来判断，并不令人乐观。

台北市的市容和台湾的“廉政公署”，看来是不相关的两回事。然而，追根究底，逻辑却是相同——好价值的出现，是有条件的。想当然耳、口号式的思维模式，听起来理直气壮、振奋人心，却通常于事无补，不是吗？

请“文明”的善后

台湾已是一个上轨道的现代社会，而航空公司对于超卖的善后方式，不够文明！

生活里总有意外，人际之间免不了有冲突摩擦。在现代社会里，当然希望能以文明的方式来处理和善后。

我曾应浙江大学之邀，到杭州去讲授一个密集课程。拜两岸直航之便，由松山机场起飞，只要九十分钟就可以飞抵目的地。起飞时间是早上八点，七点不到我搭捷运到松山，航空公司的柜台却没有半个人影。

几分钟之后才有人出现，请我到贵宾室坐，表示座位已满。我很讶异，机票早已预订，并且确认。后来转念一想，航空公司偶尔超卖，也有道理：预订座位的乘客，总有人因为各种原因，不能上机，因此，稍微超卖，可以避免留空位浪费；对航空公司而言，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。

当然，对乘客而言，一旦碰上这种情形，必然造成困扰。接机的人可能扑空，原定的计划必须调整。对于这种不便，航空公司当然要早为之计，而且以客为尊，尽可能做好应变和善后的措施。

除了我，贵宾室里还有另外两位女士，命运相同，她们比我还早到机场。航空公司的郑主任出面，是文质彬彬的一位中年男士，很客气的频频道歉，并且表示，已经透过广播，问将登机的旅客，有没有人愿意让座，公司将提供新台币3000元的补偿。可惜，180位乘客里，没有半个人愿意。

此路不通，他只好对我们下工夫。对于超卖，公司付每位3000元，而且回程升级为商务舱；去程有两种选择，一是改飞上海，再接送到杭州；一是改飞澳门，再转机到杭州。两种方式都要先搭车到桃园，由中正机场起飞。我们屈指一算，无论是飞上海或飞澳门，都要延误5个小时左右，何况要先由台北跑桃园一趟，再到上海或澳门折腾；3000块的赔偿，实在说不过去。

几经折冲，表情一直很抱歉的郑主任被动加码：去程也升级为商务舱，而且负责接送。既然班机早已起飞，形势比人强，我们只好接受，搭车到桃园飞上海。

飞行途中，我一直在脑海里打转：如果赔三千块不合理，赔多少才合理呢？超卖的补偿标准，是应该以乘客的损失为计算基准，还是以航空公司超卖的获利为计算标准？乘客的损失，个别差异大，而且不容易认定；以航空公司的获利计算，似乎比较容易。想来想去，稍稍化解原来满肚子的不快。后来灵机一动，太阳底下新鲜事不多，超卖的事所在多有，其他国家一定早有标准作业程序。

到浙大之后，上网一查，果不其然。机位超卖（overbooking），航空公司要立刻提供书面资料，向乘客说明相关规定，乘客可以免费打两个长途电话。而且，赔偿标准非常明确：美国的国际航线，若延误4小时以上，补偿单程票票价的两倍，以美金800元（25万新台币左右）为上限。欧盟境内，3小时以上延误，以里程区分，1500公里以下航程，补偿250欧元（1万新台币左右）；1500公里到3500公里，400欧元（17万新台币左右）。其他相关的细节，也都一清二楚。

飞杭州的航空公司，如果有相似的做法，我们三人（和类似际遇的其他旅客）可以省下脸红脖子粗的一场混乱，郑主任也不需要一直满脸委屈的左支右绌。

到桃园机场时，航空公司的陪同人员给我们每人3000块，同时要在一张表格上签名，放弃以后提出任何其他主张的权利。我没有接受钱，也没有在表格上签名——我认为，台湾已是一个上轨道的现代社会，而航空公司对于超卖的善后方式，不够文明！

“商品的市场”和“言论的市场”

对厂商而言，无论在商品或是言论的市场里，都值得追逐长远的利益。

《商品的市场和言论的市场》（TheMarketforGoodsandtheMarketforIdeas）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1974年发表的经典之作。文章晓白通畅，观念也是一点就明；因为见前人所未见，所以有里程碑的地位。

科斯的论点，卑之无甚高论：在牛奶面包、汽车电视的市场里，商品之间争奇斗艳、各擅胜场。但是，生产这些商品的厂商们，个别来看有各自的利益；合起来看，有集体的利益，是利益集团（interestgroups）。相形之下，报纸电视广播，也是彼此争奇斗艳、各擅胜场，而这些产品的生产者，包括学者、出版社、书商、报纸、电视台、广播公司等等，个别来看有各自的利益；合起来看，也有共同的利益，也是利益团体。

因此，关于言论媒体出版等等，过去往往是由言论思想自由的角度着眼；科斯慧眼独具，一针见血的点出两者之间的共同点。他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：分析言论思想等活动时，无须戴着神圣庄严的大帽子，平实一些反而比较好！

科斯的一得之愚，当然很有启发性。电视报纸广播等等，也是由供给和需求所组成，经济分析的架构，一样可以用来分析言论市场这个产业。当然，商品市场和言论市场之间，除了相同之处，两者之间的歧异，当然也不能轻忽。

在商品的市场里，生产牛奶面包的厂商，可以跨足其他产业，生产汽车游艇；只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，经得起安全卫生等相关法规的检验，谁曰不宜？可是，在言论的市场里，报纸的业者跨足其他领域，开始经营广播或电视时，就不只是内容不得腥膻诲盗而已。

旺旺集团在台湾拥有中视、中天（电视）和中时（报纸），是不折不扣的跨媒体经营。台湾的“通讯传播委员会（NCC）”在处理中视、中天变更董事的申请时，没有采取画地自限、见树不见林、锯箭式的立场，只考虑电视的经营，而是较广泛的考虑跨媒体经营的问题；而后，依职权做成裁决。这种处置，不但有学理上的支持，而且有先进文明社会的经验为后盾。“通讯传播委员会”勇于任事的做法，在台湾政府机关里非常少见，值得肯定和鼓励。

当然，旺旺旗下的中时和中天连手，连日炮轰NCC，不仅坐实了科斯的洞察（媒体也是利益集团）；而且，更赤裸裸地呈现了跨媒体经营之间，彼此与援和炒作新闻的潜在问题。

然而，就旺旺集团而言，不过是台湾第一家跨媒体经营者。《》和壹传媒电视同步演出，即将登场。与其打乌贼战、混淆视听，斤斤于狭隘的眼前利益；不如开大门、走大路，光明磊落，步步为营，希望能永续经营。如果把自己的品牌砸烂，引起社会大众公愤，不但是自找麻烦、和钱过不去，也对不起公司的股东。

对厂商而言，无论在商品或是言论的市场里，都值得追逐长远的利益。在这一点上，两个市场倒是无分轩轾。

台湾地区选举，可能多数人都是输家

当选者和支持者要意识到，他们是少数。在执政时，不要忘记多数人的好恶和福祉。

根据几个月来的各种民意调查，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无论谁当选，得票率可能都不会超过50%；而且，两位落选者的总得票数，很可能超过当选者。因此，赢家是不到50%的少数，可能多数人是输家。此情此景，台湾社会大众该如何是好？如此结果，又可萃取出什么启示呢？

最直截了当的是，当选者和支持者要意识到，他们是少数；他们的立场和偏好，和多数人并不一致。在执政时，不要忘记自己正当性的局限，也不要忘记多数人的好恶和福祉。比较重要的，是台湾地区选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迷思，值得厘清。

政治学者奥尔森（MOlson,1932—1998）的《权力和繁荣》（PowerandProsperity），是集大成的智慧结晶，在他去世后出版，广受好评。对于政治的功能，他简单地归纳出两点：处理政权的递嬗，分配社会资源。过去的皇权帝制和现代的民主政治，政治上都是处理这两大问题；但是，在方式和内容，以及和民意的呼应上，当然有天壤之别。以民主政治而言，领导人定期改选，政权和平转移；透过民主代议的方式，分配社会的资源。当然，投票选举，可能选出不好的领导人；代议政治，可能受利益集团纠葛，甚至成为“分赃政治”。因此，重要的不是“结果”，而是“过程”；也就是，民主政治的可贵，在于这种“游戏规则”，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。虽然这是关于民主政治的常识，却往往被忽略漠视。

特别是台湾的现实情况，对于公共政策的好恶，大致上以蓝绿来区隔；在两岸关系、对外发展、经济走向、核能政策等等问题上，各有各的立场。而且，各自的基本立场，都有特殊的时空背景，长期以来相对稳定。在两岸关系上，很难想象蓝绿之间能找到“共识”；在其他的公共政策议题上，大致上也是如此。

台湾的“政治运作”，过去不是基于共识，现在不是，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是。无论是蓝或绿执政，重点不是在探索或寻求共识。相对的，是根据游戏规则，透过“行政”和“立法”部门，实现政党本身所揭橥的政策，并且承担后果，包括民意的反应和下次选举的得失。如果有争议或者违反游戏规则，就由“司法”作最后的裁量。和虚无缥缈的“共识”相比，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，以及背后的司法长城，才是支撑民主的基础所在。因此，只要游戏规则运作正常，只要“司法长城”屹立不摇，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和资源如何分配，台湾社会都可以负荷——即使多数人都是输家，社会照常运作，太阳依然从东方升起。

多数人是输家的情况，在台湾可能会经常出现。如果社会能经得起“少数执政”一再的试练，长此以往，也许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赢家！

为何不投降

死伤到一定程度，投降了事。投降，也未必可耻或屈辱。

脑海里浮现这个问题：“为什么不投降？”有远因，也有近因。

远因，是多年前读《菊与刀》，人类学家潘乃德（RuthBenedict）的名著。二次大战时，美国惊觉对日本了解有限，开始投入人力、物力研究。潘乃德广泛收集资料，完成一代经典。日本人的性格，有如一种对立的组合：既有菊花般的幽雅凄美，又有刀剑般的锐利冷峻。

对于日本人的性格，书中还有诸多有趣的描述：英法德等老牌殖民国家，作战时一旦死伤超过四分之一，指挥官就可以（应该）投降。可是，日本军人传统的武德，是绝不投降。可以切腹、跳崖、投海，但是不投降。不只如此，军队里基本上没有军医；不处理伤残，任他们自生自灭。当时，隐约有一点好奇，为何日本人性格如此决然刚烈？

近因，是在南京讲学之际，利用周末造访徐州，参观“淮海战役纪念馆”。1948年的这场战争，号称国共内战史上的三大战役之一；为期4个月的“徐蚌会战”（淮海战役），战况惨烈、死伤枕藉。国军有80万人，共军有60万人，结果，共军以寡击众，国军死伤被俘555万人。内战由此战局大事底定，国民党政府撤到了台湾。

在纪念馆里，看到图表数字、照片雕像，心里一阵怅然。同一个民族的子弟，骨肉相残至此。这些归于尘土的英灵，难道不是别人梦寐所系的子弟父兄良人吗？当战局急转直下，伤亡直线上升时，国军指挥体系为什么不下令投降？华人文化里，关于军事的教战守则，“投降”似乎也不是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环。为什么？

在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里，会不会形成投降这种游戏规则，显然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，不容易一以贯之；然而，以小见大，由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里，也许可以稍稍琢磨可能的曲折。

凡是下过棋、打过扑克牌或其他球类活动，多少都有类似的经验：如果这一局已经大势底定，不可能起死回生，那么干脆弃子投降，重新开始。希望在下一回合里，能够扳回一城。也就是，只要是“多回合赛局”，单一回合的输赢有限，无须过分计较。

在华人历史上，地理结构使然，这是一个完整、自给自足的区块，对外征战的机会不多，和邻居交手的次数非常有限。“多回合赛局”的概念，并不容易形成。在内部的摩擦中，多半是群雄并起、逐鹿中原、成王败寇、你死我活式的冲突；输赢在此一举，没有多回合赛局可言。因此，环境使然，不容易雕塑出多回合、重复赛局的传统；对应的这次投降、下次再战的做法，也就无从出现。

相形之下，欧陆地区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，史不绝书。既然常打仗，就有胜有负。这次输了，下次再来，无须玉石俱焚，无须不成功便成仁。久而久之，形成彼此都接受的游戏规则——死伤到一定程度，投降了事。投降，也未必可耻或屈辱。

哪一种文化传统比较好呢？由旁观者的角度，其实不容易做出价值判断。文化传统，是特定环境和相关条件的产物，无所谓好坏。然而，地球村的出现，却为这个问题带来新意：任何一个社会，都不得不和其他社会重复交往互动。也许，对于华人社会这个古老文明而言，也终会慢慢褪去“汉贼不两立、不成功便成仁”的教条，而逐渐琢磨出与时俱进的教战守则。

适当的时机下，为什么不投降？

“高墙”里外

在高墙之外能广泛应用的观念，是不是在高墙内也适用？

这些年来，我曾应邀到许多不同的单位，面对各式各样的听众。然而，最近的这一次，却是特别又特别。我面对的50位听众，是台湾地区所有监狱、看守所、观护所、辅育院、戒治所的负责人；我有3个小时的时间，介绍经济思维。

这是群默默为台湾社会承担重责，却几乎得不到掌声的人。几经思索，我定了题目：“墙里墙外——经济分析一以贯之？”我希望阐明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，然后接受检验；这些在高墙之外能广泛应用的观念，是不是在高墙内也适用？

经过1个多小时的预备和暖身之后，我对眼前的听众提出挑战。我表示，虽然我和他们第一次碰面（除了两位我过去教过的学生），虽然我对他们的工作了解有限；然而，利用我所介绍的分析架构，我归纳出他们五点人格特质。我的揣测是否离谱，毋庸外而求也，就由在座的典狱长、所长、主任、院长、校长们自己来判断。

第一，和一般社会大众相比，他们有宗教信仰的比例较高，而且，多半是（广义的）佛教，而不是天主教、基督教或其他宗教。第二，他们通常比较不热情，对亲情、友情比较冷淡，甚至会被批评是无情或冷血。第三，对于改革现况的企图心较小，宿命论的倾向比较明显。第四，心中总有些压抑的不平，年轻时可能会宣泄释放；年纪较大时，会以冷淡冷漠处之。第五，他们通常有一嗜好或钟情所在，而且多半是个人式的，譬如摄影、书法、金石收藏等等，而不是结伙登山、交际应酬之类的。

我说完之后，还在犹豫反应将是如何，一位在后面旁听的女士马上起身，为在座的典狱长、所长、主任、院长、校长们打抱不平。她认为，典狱长并不因为工作性质特殊，性格上就有冷漠守成等倾向；事实上，他们都很积极进取，不断在工作上改善求进。

似乎，我在象牙塔里的揣测，真是不识菽麦的呓语。没想到，坐在最前排的一位女典狱长发言，她认为：我所指出的人格特质，大约有70%是成立的。又有几位发言之后，我试着说明自己的推论过程。

首先，首长们大多来自台湾的“中央警官学校”（警察大学）狱政系，很清楚自己母校的情形。行政系的毕业生，多半重视作业程序，表册纪录完整齐备。刑事系的毕业生，达成任务（追捕要犯、枪战肉搏等）最重要，文字表格聊备一格、差强人意。其次，交通警员单独值勤，不须要和同僚密切互动。相对的，消防队员在火场出生入死，死生一瞬间，同僚之间必须情同手足。因此，平常呼朋引伴，朋友酒肉，看起来是醉生梦死，其实和工作性质密切相关。

最后，典狱长们的工作，是接触高墙内众多扭曲变形的人生。犯人们的家庭背景、成长经验等等，和一般社会大众相比，往往有一段距离。狱方花再多的心思，希望能让浪子回头，出狱后重新做人，可是，年轻人服监出狱之后，“回笼”的比例很可观。然而，到了某个岁数时，却又只出不再进。墙里和墙外，真如两个世界。因此，面对高墙里的情境，用轮回或宿命来解释，相对容易。而且，每天早晚进出墙里墙外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如果心情上能冷淡冷漠一些，反而比较能应付裕如。埋首在摄影绘画、金石收藏等等，至少有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可以静下心来，忘却诸多不可解、也无能为力的难题。

当然，即使我的揣测差强人意，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解：典狱长们和这些人格特质之间，到底何者是因，何者是果？有这些人格特质的人，容易成为典狱长？还是成为典狱长之后，才发展出这些人格特质？

寻找司法女神的真容

司法女神的容颜不是由上苍或圣者所赐予，而是由平凡的人所雕塑。

司法女神的容颜，谁也没有真正看过，不过，无论古今中外或繁荣落后，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司法女神。借着一些具体的事件，或许能捕捉司法女神身影的片段。在台湾，黄清波的经验，耐人寻味。

台湾东部的花莲太鲁阁，悬崖峭壁、峰回路转，是远近闻名的观光胜地，其中的文山温泉，更是令人流连忘返。太鲁阁“国家公园”管理处的绿水工作站，就负责文山温泉区域的清洁维护和安全巡察等等。黄清波，基层公务员，绿水工作站的主任，包括他在内，绿水工作站共有三个人，要照顾很辽阔的一片区域。

2005年4月3日下午，文山温泉发生的意外，改变了黄清波的一生。当时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几个温泉池里，都是扶老携幼、远近而来的游客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享受温泉的滋润。下午3点左右，毫无预警的，温泉上方岩崖断裂，轰然一声，锋利的岩片和石块笔直落下，一阵惊呼慌乱之后，尘埃落定，池里是混浊的血水，温泉客一死八伤。

对于这个晴天霹雳，死伤者家属当然悲痛难抑，他们认为，“国家公园”没有尽到防范的责任，因此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台湾政府赔偿。同时，检察官也介入调查，对黄清波提起公诉：玩忽职守，造成死伤，要承担刑事责任。如果被判有罪，他可能要入狱服刑，工作和退休金就此化为乌有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我认识了黄清波。

开民事庭时，承审法官建议太鲁阁“国家公园”管理处和我联系，由“法律经济学”的角度，提出专业意见。我由台北飞往花莲，在管理处和黄清波碰面，一起去看现场。然后，又花了好几个小时，看他提供的书面数据，听他细数文山温泉的点点滴滴。

黄清波身材不高，大约160公分，60岁左右，两鬓斑白，背稍稍驼，是花莲当地人，已经在“国家公园”里服务了大半辈子。他的态度一直勤勤恳恳，对各种典故如数家珍；可是，眼神有点茫然，表情有点无助。

了解来龙去脉之后，我的判断其实很简单：无论是文字记载或当地民众的口耳相传，文山温泉从来没有发生过自然落石；唯一的一次落石，是几年前猴群嬉戏，推落一个小石块，打到游客的腿上。对于无从预料（notforeseeable）的事件，当事人当然没有责任。可是，太鲁阁“国家公园”管理处自1986年成立以来，园区内事实上曾断断续续，在不同的地点发生落石事件，而且也曾经造成伤亡。

因此，有过失的是太鲁阁“国家公园”管理处，没有对游客提供保险，而不是文山温泉本身的问题。黄清波只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，没有责任可言。对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落石意外，要黄清波负责，就像陨石砸入温泉造成死伤，却要他负责一样。

然而，对于民事官司，地方法院先做出判决，认定太鲁阁“国家公园”管理处有过失——猴群嬉戏造成落石后，没有采取更积极的措施，在温泉区加设防护罩和竖立警告标示等等。太鲁阁“国家公园”管理处提起上诉，“高等法院”短暂审理后，维持原判。这时候，管理处刚好有职务调整，新旧处长交接，对新任处长而言，无须承担上一任处长任内的功过，因此他决定不再上诉，赔钱了事。

既然民事败诉，黄清波的刑事官司当然不乐观。然而，在天平上受检验的，不只是他的工作和退休金，还有他的人格和尊严。后来，黄清波寄给我一封电子信，提到他的刑事案件：“为免讼累，而以认罪协商；将判有期徒刑十个月、缓刑三年，劳役一百二十小时。”

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类似黄清波的事件，相信还会出现。然而，我们透过他的例子，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

首先，社会长期稳定之后，才有条件逐渐过滤掉不合情理的现象。其次，处理明显的不公不义，比较简单；处理细微的是非，需要更精致的条件。再其次，无论如何，司法女神的容颜，不是由上苍或圣者所赐予，而是由平凡的人所雕塑。一个地方司法部门的作为和水平，反映的其实是大环境里一般的作为和水平。